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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洋雲浦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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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阆中古城的风水布局  

2016-11-21 15:00: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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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古城的风水布局
——浅释风水理论与古城环境意象
撰文/戚 珩   范为   摄影/陈勇

古城阆中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特色
    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的阆中城,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沿革至今,其城市格局及自然景观,较完整地保留了古代风貌,名胜古迹众多,文物荟萃,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据考古发掘,阆中城发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说明很早就有先民在这土肥水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的地方生息,形成了聚落点以至集镇,而据文献载,阆中又很早便发展成古代巴国的北部都邑。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谓:周初“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战国中期(公元前330年),巴子国都由江州(重庆)迁于阆中。“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之,因取巴,执王以归,”置为巴郡,分设阆中等三十一县,郡治阆中。此后2000余年,阆中一名,除因隋朝避文帝父杨忠讳,改称为阆内仅及一时而外,历来相沿不辍。同时,阆中也一直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各时期所置之巴郡、巴西郡、巴州、隆州、阆州、安德军节度、利州路、东川路、保宁府,保宁路、川北道等等治所,皆在阆中城。清初,清军入川阆中先入版图,四川省会亦设于此,达17年之久,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才迁往成都。
由于阆中向为川北政治中心,又位居勾通关中与巴蜀、以及循水路下达江汉的地理要冲,形势险要,因此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拥兵镇守阆中7年,死后葬此,故有恒侯祠(张飞庙)和张飞墓遗存至今,为阆中著名文物。唐初武德及贞观年间先后有高祖李渊之第19子鲁王李灵夔、第22子滕王李元婴任阆州刺史,统兵驻此,并大建府第宫苑,遗有玉台观(滕王阁)石塔至今。至五代,后蜀孟知祥曾于阆中置保宁军。宋初,太祖乾德四年(966)置安德军节度于阆中,沿迄南宋末。元时,阆中又一度为东川路元帅府在所。明代孝宗时(1488一1505年),曾派宪宗之子寿王拥兵镇阆中,建有寿王府。清初,阆中为入川军政大员驻节之所,也是清军与南明军激战争夺之地。吴三桂反清,阆中又再度沦为战场;俟三藩被平,清廷遂于阆中置川北道总兵,驻节以镇川北四郡,直至清末。
    阆中的地理位置及水陆幅凑,使之成为古代川北第一巨邑,承平时,乃为陕、甘、鄂以至京、广诸地商贾和货物集散大埠,故商业繁荣,至今犹存陕西、江西、湖广、浙江诸会馆等古建筑就反映了这一点。由于交通便利,加之山川奥衍,景观秀丽,阆中也成为古代宗教活动和旅游胜地,素有“阆苑仙境”、“嘉陵第一江山”之誉。道教始祖东汉张道陵寓阆中修道授符箓处,东晋道教大师葛洪修道炼丹的天回观,唐朝吕洞宾修仙的吕祖殿、吕仙洞等胜迹遗于阆中,如五代杜光庭诗“自是人间轻举地,何须蓬岛访真仙”,说明阆中乃道教圣地。而阆中诸多佛教建筑,如唐之观音寺、摩岩石窟及10米大石佛,元代永安寺等遗存;以及清初麦加“西来上人”噶德勒耶教派大师祖华哲阿卜董那希墓地上营建的巴巴寺,至今为国内伊斯兰教著名圣地等等,也均可说明古阆中宗教文化之胜。至于历代文人墨客为阆中风物吸引,考察、观光、寓居,瞻恋于此,则有文杰如杜甫、元稹、房琯、黄庭坚、司马光、苏轼、陆游、文同、杨慎等。在阆中留下许多宝贵遗迹与不朽诗文,可为典型观照。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画阆中云台山作记,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嘉陵三百里最重阆中山水,也可窥此一斑。
    阆中山川钟灵毓秀,人文化成,代多闻达,科甲鼎盛,擅美全川。古史传说伏羲孕于阆中。秦汉之交,賨人领袖范目佐刘邦定三秦而封侯;三国时蜀汉能臣良将程畿、马忠等,亦皆出阆中。隋唐以降开科举取仕,阆中人才更炳耀一时。唐德宗时,出有尹枢、尹极兄弟两状元。宋初,又出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三兄弟状元。方志中备列唐以来中进士、举人、副榜闾仁、武举等名录,为数更蔚为可观.至今阆中城遗存读书岩,将相堂,状元洞、状元街,三陈街,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街,状元坊,以及奎星楼,文风塔(白塔),书院,学宫,考棚等等诸多旧名、余迹及古建文物,无不反映古代阆中“郁郁乎文哉”的风尚。
    古代阆中的文化特色,引人瞩目之处还在它是汉唐时我国著名的民间天文研究中心。西汉武帝时,阆中人落下闳应诏入长安,与司马迁共制《太初历》,为我国历史上记载完备的第一部著名历法。为制历而观天,落下闳又创制浑天,为后世所谓浑仪之宗。落下闳的杰出才能为汉武帝青睐,诏拜侍中却不受,仍返故乡以事天文研究。西汉末阆中又有任文孙、任文公父子精研天文,成就卓著,载于史籍。成帝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我国发生两次日食,就是他们在阆中观测记录下来的。蜀汉时,又有周舒、周群、周巨三代祖孙以精于天文称著,他们在阆中居所内筑观星楼以观天象,长期不辍,还将观天望候之技以事刘备,使在定蜀伐曹军事战略中多有获益,备受信任。今阆中城管星街之称、周家大院内观星楼遗址就表徵了阆中人对他们业绩的历史纪念。由于阆中民间天文研究久负盛名,故有诸多行家被吸引来此。东汉顺帝时(134年),张道陵与弟子入川修道,即侨居阆中并于云台山、文成山观测天象。唐初,著名天文学家袁天纲在高宗时(650年)迁于阆中定居,宅城北蟠龙山,并于蟠龙山顶筑观星台以测天象。袁天纲死后葬于阆中,有其子袁客师传父业声名不凡。接踵而至,唐代最杰出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因仰慕袁天纲而寻访其踪迹,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也来到阆中,定居于袁天纲茔穴近地,并继续着天文数学等研究;有子李谚、孙李仙宗皆承其学,三代并为太史令。李淳风死后亦葬阆中。后人纪念袁天纲与李淳风,建有天宫院遗存尚好;二人灵爽凭依之地被取名淳风乡,沿称至今。
    自汉及唐,风水堪舆之学盛行,许多天文学家又同时为风水家,袁天纲和李淳风更其如此,被宗为风水大师,他们在阆中也有风水活动见载史籍。如《古今图书集成》载,唐太宗贞观中(约636年),有望气者言于太宗:观测天文,见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纲测步王气,由长安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脉在蟠龙山右鞍,因凿断石脉,水流如血,故名锯山。乡人传说,李淳风所步王气之脉,亦恰在锯山垭,与袁天纲不谋而合。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阎苍舒《将相堂记》又载,在阆中,“袁天纲题锦屏山云:此山磨灭,英灵乃绝”。这些记述,莫不说明衰天纲、李淳风精于风水并致阆中深受影响.而在事实上,唐以后阆中城的典型风水格局,包括城市选址布局与自然山川有机和谐的结合,显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也都和袁天纲、李淳风这样的风水大师及其活动和影响息息相关。
古城阆中的地理格局与城市选址
    从风水角度看,阆中地理形势或山水格局颇具典型。山水形胜使阆中得称,也对人文环境产生有深刻影响。清乾隆戊寅(1758年),阆中知府庄学和《锦屏书院记》述此情形道“客亦知乎地象字而名者乎?曰惟阆与巴。阆之文,山壁四合也;巴之文,水曲三折也。第不识仓颉造字之初,见山水而绘字耶?抑秦汉来题名之始,取字以符山水耶?……然大都秀气回环,文波荡漾,士之以兴也,勃焉盛矣。……古巴西阆中郡也,其山自南北万栈纠突磋岈,窬七盘、拥双剑,而翕聚于蟠龙印斗间;其水自汉阶白水纤萦漩绕,泛嘉陵、踰绵谷,而停滀于宋江河溪间。城以上俯而冠者惟山,城以下横而襟者惟水,宜乎钟秀气,濯文波,于汉,则范、谯、落下、严遵、任文公;于宋,则鲜于、三陈、马涓、黄裳诸巨卿,云蒸霹蔚,为山水增光也”。(图1:左图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刻石“禹迹图”中的阆中地理格局,图中每方百里。右图为左图中黑方框部分,方框中圆圈部分为阆中。)
    阆中因山水得名,一说是因山环拱之象,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阆,门高也。从门、良声。巴郡有阆中县,来宕切”;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另一说是因水缠回之象,如蜀汉谯周《巴记》:“阆水纡曲,经其三面”;《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二》引宋白:“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县居其中,取以名之”;《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地理志》、《舆地纪胜》及《太平寰于记》等并同兹说。
    事实上,阆中得名,寓象其山水格局,名实相副。其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山水严密缠护的形胜之地。此地北距广元180公里,有栈道、朝天峡等天险,循古要道金牛道可通汉中;东距通江、南江、巴中200余公里,有大巴山为屏障;循另一古道米仓道可出汉中;西北至剑阁120公里,有天下雄关剑门可守险;溯白龙江北上可通碧口,为川、甘孔道;南向,循金牛道、米仓道及绕城而过纵贯南北的嘉陵江,则可经层层关拦而通巴蜀腹地,以及江汉滇黔。阆中城适处该勾通中原与巴蜀等地的水陆要冲,而城寰在所,大坝平衍,人物繁庶,又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兼有七关(南津、五吉、河溪、梁山、锯山、土地、滴水)合护,成金汤之固,且风光佳丽,所以两千多年来,其成为川北政治军事重镇,商贾辐凑和雅志山水的文人墨客荟萃胜地,并因此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契合于地灵人杰的传统观念,被世人视为风水宝地。(图2:古城阆中历史沿革图。图3:古城阆中风水格局图)
    阆中城的选址及经营发展,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规划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其中尤其包括风水理论,积淀了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也富涵着科学和美学成份。结合阆中的地理格局和山水形势,引徵古代有关理论而进行分析诠释,将不难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中,就留有关于先民选址和规划营建聚落点以及宫宅城市的传说和史实记载,例如《诗经》中的《公刘》、《绵》、《文王有声》、《斯干》、《定之方中》;〈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盘庚》、《召诰》、《洛诰》、等等,虽尚无系统的理论,但却不乏智慧萌芽的灵光,启迪着后人。所以后世学者称之为“卜宅之文”的滥觞,而历代风水家则宗之为风水理论的“经旨”。自周而迄于战国,生产力的变革发展,促成了早期城市建设的高潮。由于学术繁荣,在更丰富的史实记载之外,从昌炽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出现了先秦诸子和其它典籍中成篇阐述有关城市选址规划思想、理论和制度、方法的论著,典型如《管子》、《墨子》、《周礼》、《考工记》,等等其有关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框架。而这些学说,历秦及汉,由于儒学势盛而文化道器分离,其被经学化而纳人正统的.多为礼制成份,典型如《考工记》之《营国制度》而更多内容,则主要在被士人视为“小数家”流的“形法”、“堪舆”即风水术中,才有进一步发展,并最终以风水理论的特殊形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城市建设实践,以至于遍中国的古代城市,莫不留下风水的显著印记。为大风水家袁天纲、李淳风瞻恋的古城阆中当然更莫例外。
    《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地理因素,如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生态、气候、植被、物产、人口、交通及景观等等,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城市生存发展之本。因此历来城市选址首重地理条件,迄先秦就形成基本理论框架,表现了很强的科学性,至今为学者们瞩目和称道。
    第一,城市,尤其是都邑,为一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选址时要探求其适中的地理位置,这就是“择中观”。商代已有“中央”概念。卜辞中有“五方”、“中商”之说。周初卜“天下之中”而作洛邑成周,见载《尚书》、《逸周书》及出土金文,记述“择中”的观念更为明确。至《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并在儒家那里臻于礼制化,《荀子·大略篇》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即为典型观照。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周礼》中的“九服”制度等。阆中最初作为巴子国别都而建城,为区域地理中心,与“五服”制度或“九服”制度相吻合;而得名“阆中”之“中”,更充分反映了择中观的影响。
    第二,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土地是否肥饶、宽广,是古代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诗经》中《公刘》、《绵》诸章记述周之先民选地营邑,“于胥斯原”、“周原瞴瞴”等许多生动描绘,就反映了古人对以农立国必赖土地的重视。周初“卜食洛邑”,见载《尚书》等,东汉郑玄曾明确指出:“所卜之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这一思想,后来更臻完善,而且有了专门的“度地”、“辨土宜”之法,见载先秦诸多典籍,像《管子》、《周礼》、《吕氏春秋》等等。例如《管子·度地》度主张:“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其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更为可贵的是,从土地的承载力,古人还产生了“环境容量”的概念。如《尉缭子》:“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管子·八观》解释说:“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其《中匡》则记述了古代对策:“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三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在《周礼》中,“以土地相宅,而建国都鄙”,更系统化为“体国经野”的一系列制度,为后人注重。凡此思想,在古城阆中“国”、“鄙”,或城野之比例关系上,也正有其充分体现,更勿论其土地肥饶了。
    第三,国必依山川。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选择聚落基址,几乎一致为依山傍水之势,业经考古发掘材料充分证实。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方略,归纳有“宅居九隩”的模式,见载经籍。《说文解字》释“隩”为“水隈崖”,又解“隈”为“水曲”,水旁岸上有崖,高出岸平,离水近而便用,居高又无洪涝之虞;曲处,后有高岸遮蔽可御风寒而迎纳阳光,又具有较好小气候,所以为最适宜“宅居”的地方。《诗经·公刘》所载“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等等,可知选址也在负阴抱阳,依山傍水的地方。周初营成周洛邑,史籍称“攻位洛伪”,“讷”即河曲;而北依邙山、南望伊阙,众山环抱之势,更形博大。在春秋战国时城市建设高潮中,被山带河的选址思想更趋完善成熟。《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同书《度地》还指出“乡山左右,内为落渠以写,因大川而注焉”,对修水利而备水旱也有统筹考虑。古人视充沛水源为“积于不涸之仓”,而水质也备极重视。典型如《左传》成公六年(公元前586年)载“晋人谋去故绛(离去故都绛)”,对新都选址“郇瑕氏之地”或是“新田”,就特别对两地水质作了讨论。终以郇瑕氏之地虽“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但“土薄水浅,其恶易构”,“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晋景公遂从之,迁都新田,是为新绛。这些选址思想,由阆中城凭依的山川格局及环境质量,均历历可见,勿须赘述。
    第四,设险防卫。古代城市一出现,就面临军事攻战防卫问题,《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就说明了这一事实。先秦典籍论及此道不少。如《周易》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管子·抠言》:“国有宝有器有用,城廓险阻,蓄藏宝也。”《荀子·疆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周礼·夏官》载“掌固”职守:“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若有山川,则因之”。事实上,“国必以山川”,除前述生态环境之利外,为设险守国之用,也是很重要的。至于阆中城四围重重天然屏障合护而成金汤之固,实属形胜。战国后期,楚师伐巴,国都屡迁,最后迁至阆中,才稳住战局,足见阆中地理格局利于设险防卫,也是这古城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嗣后其为历代军事重镇,盖亦因此。
    第五,水陆交通要冲,也是城市选址的重要地理因素。《国语·周语》述大禹“宅居九隩”并说“汨越九原”,“合通四海”,即为通治原上道路与水上交通,以车舆舟楫之利而便行旅。后人治国注重交通,既考虑军旅之需、帝王巡幸和四方人贡之利,也考虑商贾阜通货贿,“归若流水”,而使“国求给矣”。先秦典籍述说此理者,虽多属片断,却观点明确。周初营成周洛邑,选址考虑“四方入贡道里均”,就明确体现了这一思想。西汉桓宽撰《盐铁论》,载御史大夫、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之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不啻为先秦诸多繁华都邑交通之利的写照。(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更对交通之利促成古代都邑形成和繁荣,作了深入分析,因此被后世学者称誉为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名著”。)至于阆中,如前述古米仓道、金牛道、白龙江、嘉陵江水陆交通要冲之利,为此古城长期生存发展基本原因之一,是不言而喻的。
    对城市选址诸多地理因素的探究,汉及以后的风水术,在继承先秦诸多成果之外,又有更深入的发展,汲收融汇了传统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的许多智慧,趋于体系化;也以其世俗化而深深植根于社会各层面。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对城市,也对其他传统建筑,在选址、规划及营造实践中,起到了指导作用。风水理论有关城市选址中地理要素的论述,与前述先秦思想理论多有明显传承关系,类同前述各说或引申处,不必重复。但风水理论在地理生态及景观审美方面,显现出远较先秦学说完善成熟,则可结合阆中古城地理环境申说而观照其意象,裨益理解风水这一特异的传统学术的价值,理解古城阆中由此显现的传统文化特色。由于风水理论体系驳杂,容侧重以其主流“形势宗”所谓“地理四科”即“龙”、“砂”、“水”、“穴”诸说及其意象,陈述于后。
古城阆中地理环境的风水意象
    清人王祎《青岩从录》谓风水又称地理,以“形势宗”最盛,“大江南北,无不遵之”,“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所谓形势,即山川地理形势。而龙砂水穴,分述详后,盖如《管氏地理指蒙》说,乃以“山川之情性不一,……位置各殊,因形立名,顾名思义,贵夫近理”,俾能“相江山而择吉,晓人有法”,是致用于分析地理环境构成的实用方法,并由此衍生的专门术语。
(1)龙脉的意象
    龙脉即山脉。如《管氏地理指蒙》:“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借龙之全体,以喻夫山之形真”。山之延绵走向谓之脉,如《地理人子须知》:盖取象“人身脉络,气血之所由运行”。今天衍义为穷究事物原委的成语“来龙去脉”,亦曾为风水家论说山脉起止形势的专门术语。又有“寻龙捉脉"、“寻龙望势”等语,则喻其相度地理形势。论龙脉原起,则以“祖宗父母”称名。龙脉有分支,有大小长短,故谓“龙犹树,有大干,有小干,有大枝,有小枝”。在意象上,“论及祖宗父母者,探本溯源之意也”,以“枝干明而嫡庶分”,等等。
    龙脉审辨之法,如《地理人子须知》:“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大溪涧夹送,大枝龙则以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恤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之大小见矣”。这实际上是续承《禹贡》、《山海经》、《考工记》等传统观念分析地理形势,如《考工记》就指出:“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惟因中国古代城市选址,“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故风水家十分注重来龙去脉的研究。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为界,风水家将中国的山系分为南、北、中三大干龙,以论城市的地理分布。从中国古代三大经济区的地理区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行政地理格局和城市格局看,风水理论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龙脉而论,阆中处于三大干龙之中干南麓,与中原一脉,而又近邻南干发脉处,这正是其历来为巴蜀北部重要政治军事中心的地理基础。宋人唐庚《思政堂记》,曾谓:“并嘉陵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阆中最为名郡。……其山川形势,郛廓道路,制度宏远,隐然有大国之风”。综观阆中地理大势,此说亦非虚语。
    就各城市的山川格局而论,风水理论以龙脉的聚结,即山水的聚结来进行考察,有大中小三种“聚局”,“大聚为都会”,“中聚为大郡”,“小聚为乡村、阳宅及富贵阴地”。以阆中而论,其为大郡、州邑,属中聚局,为“千里山水大会”,正与其地处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交会格局相合。前引庄学和《锦屏书院记》述此格局,正是风水理论这一意象的很好写照。
    龙脉的聚结处,为城市倚傍之山,从干龙或支龙而来者,常称“来龙”,或谓“主山”,亦称“镇山”,多耸兀城市北部或西北。来龙又以分枝布叶,横向展开阔大,形成屏帐之势为佳,谓之“大帐”。来龙两翼“分障包罗于外以成大局者”,谓之“罗城”。此外,论龙还讲究山峰或峦头的形象,有“生龙”与“星峰”之说。星峰,实际是“山岳配天”、“上应天星”,以星辰譬喻分类,谓之“穴星”或“星体”。有“五星形体”之分,取五行说中金、木、水、火、土之圆、直、曲、锐、方诸象来模式化地评价山峰形象优劣。以五星说为正,又有变格之说,如“九星”等,乃守约该博,变通为用,以分析千态万状的峰峦形象。至于生龙,除指其山峦起伏,顿错有致,生动美观,并且峰峦形象夷演雍容,脱颖特达,端崇雄伟等等外,尚注重其“生气”即生态良好,有“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的譬比,追求山或龙之体质“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而腻,石润而明,如是者,气方钟而休”。
    由上述风水之说,全可释明古城阆中北倚蟠龙山由大巴山系来脉聚结形成的环境意象(图4:来自大巴山脉的蟠龙山指尖——阆中龙脉略图)。据县志:“蟠龙山,为阆城之镇山也,在县治北三里,婉蜓磅薄,横阔十余里,西至西岩,东至东岩,皆其旁支”。无疑,该山名为蟠龙,又称镇山,且地望上蟠龙左臂、右臂、盘龙爪诸名一应俱全,显然出自传统风水思想。以今日《阆中地理志》来考察,在阆中地理格局上,蟠龙山系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它与同时来脉于大巴山脉的方山山系和龙山山系,共同形成了城市北部的层次深远而高大雄伟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的寒风,迎纳着南部的阳光和暖湿气流,形成了良好小气候。而在景观上,主山衬托着城市,以其秀峰层集,景象深远,气势盘薄,端祟尊贵,林木葱郁,霞披云锦,阳光返照,四时不同,光色变幻,多彩多姿,使城市北部天际远景有悦目的收束,美不胜收。从“仁者乐山”,的传统审美理想来观照,古人得以由此展开丰富想像,乃或赋其以灵性,象征城市运命;乃或筑以观星台,与天地共吐纳,穷究天地奥秘于其上,以祈达于“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凡此可见,风水意象在审美方面,其诸多讲究,是颇有价值的,这在下面还会更多的看到。至于风水说中禁伐主山林木,禁凿龙脉,倡导植树以护“生气”,等等,不必在此赘述,仅就阆中蟠龙山对城市环境在生态与景观上的巨大价值而言,不能不说风水理论的这些主张是合情合理的。
(二)砂的意象
    《地理人子须知》说:“沙者,古人授受,以沙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今人称立体地图为“沙盘”,以通盘而直观表达和了解某区域地形地貌,其方式与称名,正与古代风水家传授其学之法相同。两者间传承关系,或可见风水家对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又一贡献。可顺便指出,见载《朱子文集》,有一事与风水此术相关,即喜好风水的大儒朱熹,曾拟作地形模型图,为此而访求其时著名学者黄裳。这位精于天文地理及风水的黄裳,正是前引庄学和《锦屏书院记》中提到的为巴郡士人引以自豪的诸巨卿之一。他曾继承该地天文地理学优秀传统,作出突出贡献。如苏州文庙现存著名石刻中国总舆图《地理图》,就是据他在绍熙元年(1190年)前绘制的天文地理等八图中的地理图而刻石的。
    风水中“砂”的由来,可知它反映着山之群体观念。事实上,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如《青囊海角经》说龙与砂的关系及砂的环境景观意象:“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远则为城为廓,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而卫,水口以之而关”。由于砂山在风水格局中的群体意义,风水论砂,有很多讲究,统谓之“砂法”。除若论龙之“龙法”讲究形象美观、生气发越等等而外,区别于龙山称谓,砂山“喝形”,即寓象称名,世俗色彩很浓,如玉台、华盖、宝盖、宝顶、宝椅、印斗、文峰、文笔、笔架、三台、玉斗、锦屏、锦帐、凤凰,等等。另外,论其格局,重要的还有“青龙”、“白虎”等四兽或四灵砂山,“案山”、“朝山”以及“水口山”等概念。
    依四至方位论砂山格局,风水家观照中国传统宇宙观,以天上星象分区的东西南北四方宿名而名之,以徵其方位。例如《地理人子须知》:“《曲礼》注云: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然则地理以前山为朱雀、后山为玄武、左山为青龙、右山为白虎,亦假借四方之宿以别四方之山,非谓山之形皆欲如其物也”。因风水追求南向为正,则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之分一致;但又因有非正向者而习以四兽称之,则不论东西南北只言前后左右。其意象,除前所引论《青囊海角经》,尚如《葬经翼》:“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婉蜒,白虎驯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言简意赅,生动说明了砂山对于良好生态与景观、以及心理感受,即对于环境质量完美,作用是相当大的。
     砂山居于来龙或主山之前,互成对景而照应者,其“近而小者,案山也;远而高者,朝山也”,也是以格局而论。要求“近案贵于有情”,“但以端正圆巧,秀媚光彩,平正整齐,回抱有情为吉”;而“远朝宜高”,“贵于秀丽”,有呈“远峰列笋天涯青”之势,等等。其意象,重在空间心理感受上:“穴前无山,则一望无际为前空”,“易野一望无际,有近案则易野之气为之一收”,盖朝案可使“穴前收拾周密,无元辰直长、明堂旷阔、气不融聚之患”。这里所谓“穴”或“明堂”,以今天的观念解释,实指内钦围合的场所;而所谓“气”,“情”,则为心理氛围。不言而喻,风水对朝案的讲究,以今日外部空间设计理论等观照,其意匠实是相当高明的。
    风水格局位属重要的概念还有所谓水口山,或水口砂。“水口砂者,水流去处两岸之山也。切不可空缺,令水直出;必欲其山周密稠叠,交节关锁”。实际上,水口砂所居地位不啻天然门户,故风水称之为“地户”。而《周易》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释名》曰:“门,扪也。在外为扪,幕障卫也”。风水更喻门为“气口”,若人之口鼻息道,实与运命攸关,故对水口砂极为重视,既须险要,又须至美,以壮观瞻,有诸多讲究。尝倡“水口间有大桥、林木、佛祠”,“建台立塔本相宜”,以崇其胜,既成瞻仰之景规,又利俯览而观景,料敌捍卫更不在话下。与此相类,“水来处为天门”者,也是风水格局重点所在之一。
    由上述风水之说,全可释明围合阆中城四面群山(除蟠龙山外)的种种意象。就地望而言,这些山称名有伞盖,玉台,锦屏或曰宝鞍、马鞍、印斗、金耳、黄华、飞凤、塔、大像,钟或曰赛锦屏,鼓楼,等等,皆应风水喝形而来,不必言喻。其环抱有情,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蜓、白虎驯俯诸种气象,更不胜详说。略以由剑门山脉而自西向东迤逦阆中城南、隔江相望的仙桂山山系而言,其形就阆中风水格局中重重朝案与水口山诸多秀美壮丽观瞻,亦可知阆中风水格局中砂山之至善。(图5:来处剑门山脉的仙桂山系——阂中南部砂山略图)
例如阆中胜境锦屏山,又曰马鞍岭。《名山志》:锦屏山"两峰峻亘,杂树如锦,与郡城对峙若屏,故名。山多仙圣游集。”《蜀山考》:"锦屏有浙间山水之状。"《阆中县志》更述其详:"锦屏山,在嘉陵江南岸,濒江,石壁陡绝。其上蔓衍处横竖一脊,左平右突,中段微凹,端正峭茜,斫削不能及,盖县治之案山也。每当斜阳倒射,暮霭欲生,自山北望之,诸峰环绕其后,交辉互射,秀绝寰区”。对于精谙辨方正位,崇尚向明而治、南向为尊,并雅志山水之乐的古代中国人来说,锦屏山及山后印斗山、金耳山、眉山、赛锦屏、西偃山、黑松山等等,形成重重朝案,气象深远,层次丰富,峰峦竞秀,由城中南望,不可胜收。天造地设如此佳境,不惟为风水家惊讶,诸多文杰瞻峦嘘唏,也非异事。如诗圣杜甫《阆水歌》:"阆中胜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陆游《阆中作》:“邀乐无时冠巴蜀……着意城南看小春”。李献卿《南楼诗》:“三面江光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马鞍岭上浑如锦,伞盖门前半是花”。锦屏山作为阆中胜景,依风水格局建城,则以其为案山形成城市绝妙对景,人文美与自然美交相融汇,互为观照更形动人。如陆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廓如丹青”,实为这一匠心的极佳写照。
    锦屏山成为阆中象征,因而又称“阆中山”。寄托着人世间美好理想,古人赋锦屏山以灵性,袁天纲题锦屏曰:“此山磨灭,英灵乃绝”。仙圣游集,文人荟萃,百姓也以游锦屏为俗,如《阆中县志》:“上元后一日,锦屏山游人如蚁,谓之游百病”。吸饮山川灵气、观景陶冶情性而得增进健康,也非为尽属迷信。作为兼有景观和观景之利的锦屏山,不仅留下许多历史名人胜迹,如吕祖殿、吕仙洞、少陵祠、丘祖殿、三贤祠等等,为吸饮天地灵气、增胜天然而锦上添花,锦屏山代有土木之功,亭、阁、书院等等,载述殊多,不备详说。至今,锦屏山仍为阆中城风景绝胜处、天然园林,为人民钟爱。
    阆中砂山格局胜处,尚有其水口山,即雄踞城市东南,隔江相望、冠表城南群山而周围诸山稠叠交节的塔山。据《阆中县志》述,锦屏山右,有黄华山,旧据风水建奎星楼在焉。盖黄花山与锦屏山间为南津关,古金牛道、米仓道必经此,为风水气口,故建楼以镇之并崇文风,实为崇观瞻尔。黄华山右为敖峰,再右则塔山矣。塔山适当江水折处,高大峥嵘,形势岌业,兀立于嘉陵江上。山南延为南岩,即台星岩,宋时三陈兄弟读书于此故名读书岩。山右若与塔山合体,为大像山,唐时依山凿大佛于山壁,建寺称大像寺,故山得名,又称之大像岩。登塔山而望,则大像崇冈,偃蹇对峙;若领若袖,四伏盘僻;西望锦屏,相为表里。俯而视之,大江回折、汤汤流去;而北岸郡城延袤数里,一片丹青,灭没于远烟高树间,融合于蟠龙叠翠中,洵丽瞩也。为镇水口,塔山绝顶建有白塔寺。白塔外九层,砖构而通体白色,故名;又若笔立,亦名文笔塔。除白塔外,当此水口即地户处,大佛寺,龙脊观又又名梓潼宫在焉,全契符水口间相宜建台立塔设佛祠之风水主张,成为极佳景现建筑。至于风水说倡言水口建大桥之事,也适有现代钢筋混凝土嘉陵江大桥择址建于塔山迤西,为水口增胜生色不少。或可见,精心相地则古今可通,足徵风水之道有其科学性之一斑。
    至于砂山格局中,居阆中城西北水来处即所谓天门处的玉台山,为蟠龙山左臂,亦一大胜处,与塔山相类又别有风光。杜甫《阆山歌》“阆州城北玉台碧”;《玉台观》二首“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人传有笙鹤,时过此山头”;诸诗皆咏此山。山临江耸立,与西山隔江相望,对峙为城西北天然门户,且景观秀美。山上亦有玉台观、滕王阁、望水寺等景观建筑,依风水择址而建,为山水增色而崇观瞻,从上游来阆中,必先睹之,也正如从下游溯江入阆,首见其地户塔山诸景,皆兼有阆中城外部识别标志的作用,这一意象,也正是风水中有关天门地户诸说实旨所在。
(三)水的意象
    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相度风水须观山形,亦须观水势;甚至“未看山时先着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等等。讲究水的功用利害与其形势、质量之间的关系,诸多论说,概称“水法”。所以生重“水法”,首先因为水与生态环境即所谓“地气”、“生气”,息息相关。认为“山之血脉乃为水”,山之骨肉皮毛即石土草木,“皆血脉之贯通也”;“气血调宁而荣卫敷畅,骨肉强壮而精神发越”。俗谓:“山管人丁水管材”,盖以农为本,水不啻为农业之命脉,殊非迷信。喻水为血脉财气,最早出自《管子·水地》而为风水家引申,其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凡耕渔、饮用、去恶、舟楫之利,以及调节小气候,莫不仰给于水。故风水理论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至于“水是移人形体情性如此”,即水质与人疾病夭寿关系,种种事象,不惟风水家言,见载史籍也甚多,不必赘引。可以指出,风水“相土尝水”,鉴别水土质量的种种吉凶之说,已从当代诸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的地理地质调查中得到证明,同一地域之有病区、非病区及重病区,全在地貌与水土质量不同,分析结果,正与风水说相合,可见风水长期为古人倚重,是有其道理的。
    水为风水所重还在于交通和设险之利。如论交通之利,《平洋全书》说:“依山者甚多,亦须有水可通舟楫,而后可建,不然只是堡塞去处”。《管子》及风水家喻水为血脉而流通大地,也兼指交通之利。在这方面,包括设险之利,风水论说诸多,如“水城”之说等,与前述先秦城市选址诸地理因素论说实旨相同,不再重复。
风水家相地重水,原因之三,还在备水害的考虑。不惟水淹之虞,而由水流冲刷、浸蚀、淘切等而引起诸多地质灾害,也为风水家所注重,通过合理选址兼以城防、堤坝及人工河渠而避免之。最典型莫过河曲处的选址,即古时隩汭之宅,认为:“大江大河一二十里而来不见回头环顾,中间虽有屈曲,决不结穴。直至环转回顾之处,方是龙脉止聚”。选址于河曲则以水流三面环绕缠护为吉,谓之“金城环抱”。“金”乃五行之金,取象其圆;“城”,则寓“水之罗绕兮,故有水城之称”。这形势又称为“冠带”等,历来引为风水中吉利水形的最佳模式,以至宅前人工河,如故宫金水河,也取形于此;民宅前半月形水池,也由此衍出。这一典型形式之所以吉利,盖在基址安全可靠。由现代水文地理可知,河流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偏向力、即科里奥力的作用,加之河床岩性差异与地表起伏等原因,即使原为平直的河道,最后也会形成河曲。如河水东流,往往向南形成河曲,北岸凸而南岸凹,水流挟带泥沙在河曲凸岸堆积成滩,而在凹岸则不断淘蚀挖深,导致坍岸。显然,选址在河曲凸岸一侧,即水环抱三面的岸上,远比选在凹岸、即河流反弓的一侧要有利。这种认识,淀积于风水说中历史甚远,例如早在《管子·度地》中,就有对此规律精辟的科学阐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则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测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这一对于河曲现象深入分析而形成的理论思维总结,现代地理学家认为“可与今日自然地理中河道变迁规律的研究相媲美”。而建立在这种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风水模式,纵令外敷迷信色彩,也不能不说它的内涵实质所具有的科学性的。
    水的景观作用及审美价值,是风水《水法》诸说所注重的第四个原因。在中国古代,自然美很早就被发现并被重视,《诗经》中很多篇章,就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显著特色的渊薮。人们崇尚、赞美也欣赏自然之美,寄托着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即与自然协和的人的精神,而观照自然山水。在古代文人那里,这种审美观照,被发展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哲学。风水家自诩为“山水之士”,秉承传统而在其丰富实践阅历中应用发挥,对古代山水美学作出有益贡献,并产生深刻影响。如隋唐之季的《管氏地理指蒙》指出,风水之于山水选择,靡不“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这与宋邵雍“山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清李渔“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等常为美学家引徵之语相比较,前后一脉,是很清楚的。宋代郭熙《山水训》为现存较早较系统、有代表性的山水审美理论,最受今人重视。而其“少从道家之学”,由风水术汲取营养不少,《山水训》中诸如“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为远近大小宗主也”,“如臣君上下也”;“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等等审辩山水的方法及譬喻,都明显源于风水之说。重要的是,和文人以山水诗、山水画来抒发其钟情山水不同,风水家更重于实践,以其理论观照山水美加以人工裁成而经营城市宫宅陵墓等建筑,达到自然美与人文美的有机结合,赋予中国传统建筑深沉隽永的美学气质。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风水功不可灭,以其为传统美学与建筑实践之中介这一意义来评价,显然不为过份。
    风水论水之于景观和审美,一是水为血脉能造就自然钟灵毓秀,生气发越,精神美观,这已如前述。其二,水可界分空间,形成丰富空间层次及和谐的环境围合。“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界分其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所谓“金城环抱”即一典型意象。至于山主静,水主动,山为阴,水为阳,山水交会,动静相济,阴阳合和,为“情之所钟处”,乃以“山际水而势钟形固内就,水限山而气势聚以旁真”。故谓:“山称水,水称山,不宜偏胜”;山水相得如方圆之中规矩,山水相济如堂室之有门户”。此外水面镜像映射,更可丰富空间意象,亦为风水家所重,例如《璚林国宝经·倒影》即论此。其三,水体形像,如流动、弯环、潴聚、动静及至声、色、味等等,皆可予人悦情怡性的审美观照。如谓:“左水为美,要详四喜,一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水本动,妙在静,静者何?潴则静,平则静,湾则静”。论水质“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至于流水曲折盘旋,“穴前及内堂与外水相辏,潆回留恋于穴前,方名朱雀翔舞”,与基址之主山呼应,如臣如宾,成朝揖拱拜之势,“群臣都俞,风化斯淳”,“宾主雍容.情味相投”之气象,人世间伦理追求也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就传统哲学而言,也是一种必然,无可厚非。
    以风水之“水法”而论阆中,长江一大支流嘉陵江迂曲于阆中而经其三面,正形成大聚结、“干水成垣”和“金城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而事实上,这形势,也为阆中带来了诸多利益。嘉陵江水滋润着这里肥沃土地,调节其气候,形成良好生态,故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滨水居住生息。及建城,其交通之利更促成了城市繁荣。前引唐庚《思政堂记》说阆中“隐然有大之风”,就提及水路交通使阆中获得“丝盐之利,舟揖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间中县志》亦说:“阆城当水路之冲,商贾列肆而居,杂致远方货物色色俱足。然﹒﹒﹒利之厚者,无过于转贩丝布:收本地之丝,载至沙市汉口变卖,随即贩布而归。”另外,嘉陵江良好水质也予阆中百姓日常饮用带来了便利。即如城中九井,城外九井,皆以“泉眼与江水相通”;其中“味淡而甘”,“知味者尤称焉”,例如阆中名井“黉学井”、“松花井”。而且,据《阆中县志》载,中国名醋之一的阆中保宁醋,“酿造者必在城南傍江一带,他处则不佳,殆水性使然欤?其取水之候以冬为上,故有冬水高醋之名”。至于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移人形体情性之说,《阆中县志》述谓:“按土厚则水深,川省凿井罕有深至十余丈者,阆中独不然,每井必施辘轳,以二人挽之。风土既近北方,水泉亦与北方无异,而民全全质实敦周,并可于此验之”。
    处于“金城环抱”中的阆中古城,现址乃唐宋时格局,正与风水理论在此时期臻于成熟和体系化(其中包括袁天纲和李淳风的贡献)相合拍。而汉时城址,按旧志载,则在西北方,盖以江岸为江水所啮,至有东移南迁,至唐宋卜抉现址,始为稳定。以水文地理河曲演变理论分析,自唐宋以来的古城选址,其科学性显而易见。为近水而利交通省沟防,也为取得城市最佳对景即以锦屏山为案山,该城市在凸岸即北岸滨水而偏西,故代有筑坝、柜、等以御洪、杀水势而息江患之举,见载旧志。同时,旧时城墙,也统筹考虑了防洪之用,故虽遇百年未有之大水,也仅淹及瓮城。但解放后轻率拆除旧城,仅I981年大水即淹及城内数十条街巷,最大淹深5.18米,损失人民币6000余万元。对比之下,古人智慧与经验不可轻视,引为今之借鉴,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阆中水的景观及其审美,与风水诸说甚为契合自不必言,古代文人赞颂之辞也不胜枚举,略如杜甫《阆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去来飞。阆中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陆游《寄邓公寿》诗“海内十年求识面,江边一见即论心……闻到南池梅最早,要君携手试同寻”。俞汝砺《锦屏山暮景》诗“暝漠轻烟罩郡城,渔舟灯火倒观星。寒山远水江村暮,自在妆成水墨屏”,等等。城南水之美也为阆中百姓钟爱,逢端午龙舟竞渡在此,沿为民俗直至今日;夏日纳凉消暑更兼观风赏景,这里也成大好去处。
(四)穴的意象
    风水论穴,亦属譬喻:“盖犹人身之穴,取义至精”。选穴方法谓“穴法”,须总体权衡龙法、砂法、水法,故有谓:“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就穴法而论,穴的选择,关键在于“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即:“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就是说,城市或其它建筑选址的落脚点,应在龙、砂、水重重关拦,内敛向心的围合中。这格局,即今之所谓场所,一方面能倚周围山川拱抱阻御风沙,迎纳阳光,阴阳和合,形成良好生态小气候;另一方面,龙、砂、水种种景观意象,皆钟情在穴中,赋予人最丰富的感受,得到游目骋怀的心性寄托。所谓“穴不虚立,必有所倚”,“以龙证穴”,“以砂证穴”,“以水证穴”,“因形拟穴”,“全其天工,依其环护”,“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而止耳”,乃至“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处浓,几处淡,彼此掩映,方成佳景”,等等,皆说明穴的选择,实际应是山水选择即龙、砂、水选择的综合权衡。
    以人身之穴譬喻,穴本含“点”的意义,而引伸为龙脉止聚、砂山缠护、川溆潆回,“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之一区,则有失本义之虞,所以穴法又称此大格局为“区穴”,更常以“明堂”,“堂局”诸语来称代,又取义穴为区穴、明堂或堂局之核心。明堂本意,乃“王者迎五帝聚祭之重屋”,风水“照临之,象居中处正之名”,即:“明则取义于照临而忌塞,堂则取义中正忌偏”。明堂朝向,即后有玄武垂头,前有朱雀翔舞,左有青龙蜿蜒,右有白虎驯俯,“形来势止,前亲后倚”,“宾主相登,左右相称”围合格局的朝向,亦以“王者向明而治,重明以丽乎正”,故“亦无如南向之为善也”。又因明堂本为“祭祀之所”,是以风水所论明堂亦“以洁净为德”,且“惟贵乎宽平”。至于建置城市,明堂宽平,则以山水大聚结、中聚结而论,“堂局最广阔舒畅者,为藩镇省城,次者为大郡大州……方圆四五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最小者亦必数里”。惟此,才得在体国经野、辨方正位之后,依营国制度规划城市并以营造制度而经营之,这实际就是环境容量的规划。
    权衡四面山水格局,即龙、砂、水格局,择定明堂及穴位,裁成南向为正,居中为尊,四至山水环抱有情的种种意象,尚有赖风水选择“山向”,即组织明堂的纵轴线,后对来龙,前向案山。山向选择最重朝案,尤其是近案“秀应之山”,以“秀应之砂在左,则穴宜向左;秀应之山在右,则穴宜向右”,“必以近案有情为主”。以前后照应的纵轴线为准并左右权衡,俾使“左崇而右实,右胜而左殷”,即左右虚实相称,再组织横轴线得十字相交,谓“天心十道”处,乃为穴位所在,亦即选址建城后城市中心点之所在。不过,又因京都郡邑选址大多明堂宽平,其中高处宜置官治衙门,一便居高临下控制全局,一便防患水淹,故穴位除在天心十道外,又有以明堂中最高处而论之者,“故虽广邈,断有一片高处,即是正穴”。以此而论,则有“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为正穴,宅舍以中堂为正穴,坟墓以金井为正穴”之说。
    以穴法而论,定山向及穴位后,尚须开挖验土之探井,在天心十道之处或穴位上所挖者,概称“金井”。验土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为佳,盖为“生气之土”。尚以秤称土重而验之,盖“土壤原来有实虚,称量见古书”,其法为“入土实一斗,称之,六七斤为凶,八九斤吉,十斤以上大吉”。这一基于“累朝郡邑多废置”历史经验教训的相土之法,实可由今日土力学验证之。由此一斑,可见认为风水纯属迷信,无疑有失于以偏概全。事实上,相土之说见载中国最早典籍,在风水术中更相沿为选址要事。如东晋时,风水师郭璞相建温州城,“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后经权衡,则江南吉,始筑城。此事见载《浙江通志》、《温州府态》,也在温州民间传为佳话,乃至立祠纪念。而业经今日地质勘探证实,现温州城地质情况也确乎优于江北,可见记载不虚,也可见风水相土之法论土轻重而判断凶吉,自有其科学道理,所谓吉凶,不过为好坏、优劣的同义词,惟古人习用强调利害罢了。
    至于阆中古城在所之穴位、明堂、山向诸意象,在于环境的内钦围合利于生态、防卫、景观等等,前述龙、砂、水诸意象多已涉及,后文古城建筑布局又将涉及其余相关部分,故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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